專訪趙昌文：不同城市房地產市場的止跌回穩不可能完全同步，中小城市未來需通過城市更新改造等方式盤活存量住房

每經記者 張蕊    每經編輯 陳旭    

趙昌文，現任中山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中山大學吳小蘭講席教授、嶺南學院教授，同時也是中山大學首位講席教授。曾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研究部部長、企業研究所所長，中國國際發展知識中心主任，四川大學黨委常委、副校長等職。

趙昌文是我國宏觀經濟領域的權威專家，曾負責完成多項中央交辦的重大改革方案和政策研究、評估任務，多年來參加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等黨和國家重要會議文件起草工作。

3月23日至24日，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辦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25年年會在北京舉辦。本屆論壇年會主題為“全面釋放發展動能，共促全球經濟穩定增長”，共設置了宏觀政策與經濟增長、改革激發增長新動能、提振消費與擴大內需等12場專題研討會。趙昌文作為中方學術界代表參加了年會。年會期間，趙昌文接受了《每日經濟新聞》（以下簡稱NBD）記者的專訪。

在專訪中，趙昌文對今年5%左右的經濟增長預期目標，以及如何提振消費、房地產市場未來走勢、人工智能、資本市場等多個話題，都作了深入細致的解讀。

他表示，穩定股票市場對于提升居民財產性收入、增強消費預期具有重要作用。我國的資產價值在過去一定程度上被低估，隨著市場信心的提升，股票市場的估值水平也將逐步上升。

5%左右的經濟增長目標設定既有必要性又有實現的可能性

NBD：您如何看待今年5%左右的經濟增長預期目標？您認為在當前復雜的國內外經濟環境下，實現這一目標的關鍵因素是什么？

趙昌文在年會上接受每經記者專訪 每經記者 張蕊 攝

趙昌文：今年經濟增長預期目標的設定是綜合考慮短期和中長期因素的結果。

從短期來看，這一目標的設定既有必要性，又有實現的可能性。

首先是基于穩就業、防風險、惠民生的需要。經濟增長速度直接影響就業機會的創造和居民收入的增長，5%左右的經濟增長速度才能基本滿足總體宏觀經濟目標的要求。

其次，5%左右的經濟增長預期目標也有經濟增長潛力和有利條件支撐。特別是去年9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之后，黨中央、國務院科學決策、果斷出手，在有效落實存量政策的同時，圍繞加大宏觀政策逆周期調節、擴大國內有效需求、加大助企幫扶力度、推動房地產市場止跌回穩、提振資本市場等方面，加力推出一攬子增量政策。這些政策極大地增強了市場信心。因此，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能夠為實現這一目標提供有力支撐。

從中長期來看，今年是“十四五”規劃的收官之年，年度增長目標的設定需要與“十四五”規劃的整體目標相銜接。

從更長遠的角度來看，黨的二十大提出，從2020年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其中一個目標就是“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邁上新的大臺階，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目前，我國人均GDP約為1.3萬美元，而要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我們測算人均GDP應該在2萬至3萬美元之間。雖然這一目標會隨著其他國家的發展以及價格、匯率等因素而動態變化，但預計到2035年，我國人均GDP達到2.5萬美元左右是一個較為合理的預期。為此，包括今年及未來一個時期經濟增長率也不能太低，要統籌好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

NBD：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出臺實施政策要能早則早、寧早勿晚，與各種不確定性搶時間，看準了就一次性給足，提高政策實效。對此您是如何理解的？

趙昌文：一段時間以來，其實我們已經看到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一些困難和挑戰。首先，“能早則早、寧早勿晚”的提法，意味著在宏觀經濟出現趨勢性、周期性調整和面對經濟運行中的不確定性及潛在風險時，政策的出臺和實施需要提前研判這些變化，而不能等到經濟出現明顯下行信號后才進行調整，或者問題比較嚴重的時候才著手。這種提前預判和及時響應是逆周期宏觀調控的重要特征。無論是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都屬于逆周期調節政策工具，其目的是通過政策的前瞻性調整，避免經濟波動的進一步加劇。

另外，“看準了就一次性給足”這一表述強調了政策力度的重要性。逆周期調節政策的效果不僅取決于其實施的時機，還取決于力度的大小。如果政策力度太小，雖然方向是正確的，但逆周期調節的目標也可能很難達到。

因此，今年宏觀政策在方向和力度上都有了明顯的調整。長期以來，我們一直強調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而今年則進一步明確了“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上一次實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還是15年前。這其實就表明了，要通過足夠大力度的宏觀政策，以確保能夠有效應對當前經濟面臨的各種困難挑戰。

要推動服務業發展 釋放服務業消費潛力

NBD：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大力提振消費被列為政府工作任務的首位，為什么如此重視消費的作用？目前，居民儲蓄傾向居高不下。除收入分配改革外，您覺得還有哪些“超常規手段”可以快速釋放消費潛力？

趙昌文：今年將提振消費列為政府工作任務的首位，主要有以下幾方面原因：

首先，從支出法國民經濟核算角度看，經濟增長是消費、投資、凈出口這三種需求之和，因此經濟學上通常把最終消費支出、資本形成總額、貨物和服務凈出口形象地比喻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由此可見，消費是GDP的重要組成部分，本身也是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當然，最終消費支出中，不僅僅是居民消費，也包括政府消費。2024年最終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44.5%，拉動GDP增長2.2個百分點。

其次，我國經濟增長的動力結構已經發生了顯著變化。過去包括基礎設施投資、制造業投資和房地產投資在內的固定資產投資在拉動經濟增長中作用很大，在較長一個時期是超過消費的。2024年，制造業和基礎設施投資還在增長，分別比上年增長9.2%和4.4%，但房地產開發投資比上年下降10.6%，這對投資的整體拉動作用產生了較大影響。2024年，資本形成總額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為25.2%，拉動GDP增長1.3個百分點。

盡管投資未來仍然是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但其邊際效應受到財政能力和投資效率的制約。一方面，無論是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投資都需要資金支持；另一方面，投資是需要產生效益的，這也讓投資方向的選擇變得更加重要。

當然，只要有真實需求，能產生好的效益，還是要繼續重視發揮有效投資的作用，不是說重視消費就不管投資了。但投資的重點可能要轉向互聯網與數字技術、新能源與綠色低碳、生物醫藥等制造業領域，醫療健康、職業教育、居民養老等服務業領域，以及城市更新（如地下管網改造）等基礎設施領域。這些領域的投資雖然不一定像過去那樣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立竿見影，但中長期來看非常有意義。

與此同時，出口作為“三駕馬車”之一，近年來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波動較大。2023年貨物和服務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負，而2024年則超過30%。2025年全球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上升，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難以準確預估。

在上述情況下，消費的重要性就愈發凸顯，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中央將提振消費置于政府工作任務的首位了。

當前我國消費規模很大，但消費在總需求中的比例還比較低，我國的消費率整體低于發達國家20個百分點左右，甚至低于一些與我國發展階段相似的國家。

提振消費需要將短期政策與中長期措施結合起來。從短期來看，去年一攬子增量政策中推出的“兩新”政策，其中一“新”就是消費品以舊換新。2024年是安排超長期特別國債1500億元，今年是3000億元，這對短期內促消費會有明顯效果。今年還有一項重要的工作是改善提升消費環境。中長期的措施包括促進工資性收入合理增長、拓寬財產性收入渠道、健全基本養老保險待遇合理調整機制等。

至于居民儲蓄傾向，這是一個涉及預期的問題。當大家對未來更有信心的時候，就會更多地將儲蓄轉化為消費。

要釋放消費潛力，供給和需求要“雙管齊下”。從供給側看，我國中低端商品市場已經得到極大滿足，要進一步提升商品質量、打造品牌，以滿足消費者對高端商品的需求。另一方面，服務消費是我國消費領域的短板。因此，未來需要通過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推動服務業高質量發展，以滿足居民對養老、醫療、健康、教育、文化等服務的消費需求。

今年1~2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4% 圖片來源：國家統計局

是否發放消費券來提振消費需根據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NBD：在擴大內需的背景下，如何通過政策創新提升中低收入群體的消費能力？有專家建議直接給老百姓發錢來提振消費，您認為這是否可行？

趙昌文：提升中低收入群體的消費能力，需要從多個方面入手。

首先，要保持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經濟增長是創造就業和增加收入的基礎。消費本質上是收入的函數，收入水平越高，在邊際消費傾向不變的情況下，消費能力自然就越強。

其次，優化消費環境同樣很重要。例如，加強消費者權益保護，讓消費者敢于消費、愿意消費。近年來“3·15”消費者權益保護日所曝光的問題，也更加凸顯出改善消費環境的必要性。只有產品質量等各方面讓消費者信得過，大家才會更積極地消費。

此外，完善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體系也是提升消費能力的重要手段。健全的社會保障體系能夠降低居民的預防性儲蓄動機。

至于大家經常建議的由各級政府發放消費券來提振消費，這需要根據具體情況來具體分析。在一些特殊時期，比如疫情期間，不少國家都采取了直接發放現金或消費券的方式，這并不完全是為了鼓勵消費，首先還是幫助居民維持基本生活。國內一些地區也有類似的做法。

直接發錢的效果也取決于居民的消費意愿。如果其本身消費意愿不強，可能會將發來的錢儲蓄起來，而不是用于消費。相比現金，消費券可能是一種更具杠桿效應的政策工具?？梢砸龑Ь用裨谑褂孟M券的同時，將一部分儲蓄轉化為消費，從而放大消費的乘數效應。

不過，消費券的發放力度和效果也受到地方財政能力的制約。近年來，由于房地產市場不景氣，多數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讓收入大幅減少，導致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下降，進而影響其財政支出能力，包括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也包括通過發放消費券刺激消費。

NBD：今年要加大財政支出強度，如果地方財政有困難的話，您認為應該如何去加大財政支出？

趙昌文：關于化解地方政府債務，中央已經有了明確的安排。從2024年開始，總共約有10萬億元的地方化債資源。此外，2029年及以后到期的棚戶區改造隱性債務2萬億元，仍按原合同償還。政策協同發力后，2028年之前，地方需要消化的隱性債務總額從14.3萬億元大幅下降至2.3萬億元。

通過中央政府的債務置換計劃，將高息債務置換成低息債務，可以減輕地方政府的還本付息壓力，為財政支出創造更大空間。

此外，房地產市場逐步止跌回穩，以及民營企業投資信心的增強，也有助于增加稅收收入，提升支出能力。

不同城市房地產市場的止跌回穩不可能完全同步

NBD：您剛剛也提到房地產，您對房地產市場的走勢怎么看？要讓房地產市場真正走上平穩健康發展軌道，后續在政策落實上還需采取哪些關鍵動作？

趙昌文：房地產市場的發展基礎在于人們對住房的需求，這種需求始終存在。

從全球范圍來看，房地產在任何一個國家都是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只是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其增長速度和對經濟的貢獻會有所不同。

中國房地產市場經歷了一個時期的快速發展階段，目前出現調整的主要原因是長期供求關系發生了變化。房地產市場上的供應量持續增加，然而市場需求并未保持同步增長，從而造成了供需之間的不平衡。

有一個統計數據可以作為參考，過去30年商品房建筑面積（不包括自建房）總和為144億平方米，中國人均居住面積已接近42平方米。此外，從中長期來看，人口總量下降及人口結構老齡化也對房地產市場需求產生抑制作用。

盡管如此，只要有住房的需求，這個市場永遠都會在，這個產業也永遠都會在。2024年我國房地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為6.3%，如果考慮對相關制造業和服務業領域的影響，其占比應該更高。因此，房地產市場仍具有穩定發展的潛力，但不能再“重復昨天的故事”。

最近幾年，中央提出要構建房地產發展新模式，其實就是要適應需求的新變化。我國新型城鎮化仍在持續推進，城市存量優化調整也有廣闊空間。關鍵是嚴控增量、優化存量、提高質量，同時把“四個取消、四個降低、兩個增加”等各項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堅決落實到位，大力支持剛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對于房地產市場的前景，我既不盲目樂觀，也不過分悲觀。

近期全國新建商品房的銷售面積和銷售額同比降幅總體上逐步收窄 圖片來源：國家統計局

NBD：您覺得今年房地產市場會止跌回穩嗎？

趙昌文：這個問題要分開看。事實上，不同城市房地產市場的止跌回穩不可能完全同步。

其實去年9月26日中央政治局會議之后，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由于人口凈流入以及各種利好政策，市場已經開始出現積極回暖的跡象。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24年12月70個大中城市房價數據，主要城市房價止跌回穩勢頭進一步顯現。但中小城市需求增長還比較緩慢，市場調整可能還將持續一段時間。對于中小城市而言，未來的主要任務是通過城市更新改造等方式盤活存量住房。

NBD：那對于還沒有止跌回穩的城市，是不是還有一些政策的空間可以用呢？

趙昌文：剛才說到，需求是基礎性的，政策只是一個外部變量。影響需求的既有短期因素，也有中長期的因素。這些因素只靠政策是解決不了的。我們一定要有一個正確的認識，產業發展，包括房地產業的健康發展，也要基于真實的市場需求。有購買力的需求是決定任何一個產業持續健康發展的根本力量。

政策的出發點在于讓市場運行更加平穩，避免出現劇烈波動。目前，除一線城市的部分中心城區外，大多數都已經取消了限購、限售等限制性措施。未來房地產市場的發展，關鍵在于根據不同地區和城市的具體情況，構建與最終市場需求相適應的供給新模式。

借助數字技術和大數據，政策可以更精準地支持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

NBD：隨著人工智能應用加速走深向實，“人工智能+”催生行業變革，在推動這一變革過程中，宏觀經濟政策應如何發力？

趙昌文：人工智能的發展是大勢所趨。我個人認為，如果要用什么詞來定義我們當前所處的這個時代，一個是數字化，一個是綠色化。人工智能無疑是數字化的最典型代表。

人工智能對各行各業的深度滲透，以及對傳統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深刻變革，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這既會帶來諸多積極影響，也引發了一些擔憂。

從積極的方面來看，人工智能的應用極大地提升了社會效率。例如，遠程醫療、遠程教育和在線會議等技術的應用，極大地降低了各類商業成本。數字化、智能化車間的出現，顯著提升了制造業的質量和效率。物流行業的平臺公司實現了貨車的高效匹配，減少了空駛率，優化了資源配置。城市交通領域的網約車平臺，改變了傳統的打車方式，大大節約了乘客和司機的時間。移動支付帶來了更加便捷的交易活動，等等。

然而，人工智能的發展也不可避免帶來一些挑戰，例如就業替代和數字倫理等問題。盡管如此，我認為還是應該以樂觀主義精神看待問題?？傮w而言，一個時期以來的互聯網以及今天的人工智能等技術進步，為人類社會帶來的機遇要遠大于挑戰。

在宏觀經濟政策方面，人工智能的發展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更好的工具。借助數字技術和大數據，政策制定和實施過程中可以更精準地支持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

投資新型基礎設施也是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著力點。例如，加快5G網絡、工業互聯網和消費互聯網等基礎設施建設，既能夠增強產業競爭力，也能夠拉動投資和消費。

NBD：對人工智能相關公司也可以采取這種補貼的政策嗎？

趙昌文：人工智能的發展是一個漸進式的過程，并非一夜之間冒出來的，其背后依賴于算法、算力等許多方面的基礎創新。高性能計算機、5G通訊，這些都是推動我國人工智能行業快速發展的重要因素。

在數據監管方面，我國采取了一種既不過于自由也不過于保守的現實主義態度，我稱之為“數據發展主義”觀。這種政策在保護個人隱私的同時，也鼓勵數據的科學合理使用，促進了數字技術的快速發展。目前，我國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達到10%左右，數字經濟規模占GDP的比重達到40%以上，顯示出快速發展態勢。

穩定股市對提升居民財產性收入、增強消費預期具有重要作用

NBD：日前，中辦 國辦印發的《提振消費專項行動方案》提出，拓寬財產性收入渠道。多措并舉穩住股市。對此您有哪些思考或建議？

趙昌文：股票市場是為居民提供財產性收入的一個重要渠道。在任何一個國家，居民收入一般都由工資性收入、財產性收入、經營性收入以及社會保障體系等構成。

我國居民的財產性收入占比相對較低且不穩定。進一步發展好資本市場，尤其是股票市場，對于提升居民財產性收入具有重要意義。

財產性收入對居民消費預期的影響比較大。工資性收入相對穩定，而財產性收入的變化往往更大，會直接影響居民的消費意愿和能力。以房地產為例，過去幾年房地產市場的價格調整和資產收縮效應對居民消費產生了較大影響。

從宏觀經濟看，股票市場的穩定發展對于提升中國資產的全球價值認知也具有積極意義。目前，中國資產的價值正逐漸被國際投資者所認可。在全球經濟體系中，資產定價往往是基于一定風險收益水平進行比較的。如果一個國家資產的收益率明顯低于另一些國家，就會成為全球資本的洼地，吸引更多的資金流入。中國資產的價值過去一定程度上是被低估了，隨著2025年全球可能出現的諸多不確定性，國內外資本對中國市場信心正在提升，股票市場的估值水平也將會穩步上升。

封面圖片來源：每經記者張蕊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