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人的失業率為何持續走高？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蔡昉回應每經：畢業生的能力不是企業所需要的

每經記者 張蕊    每經編輯 廖丹    

7月8日，在由青島市人民政府主辦，財經、財經智庫承辦的第九屆“青島•中國財富論壇”上，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高端智庫首席專家、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蔡昉以《消費回歸為政策目標之首》為題發表主旨演講。

蔡昉在第九屆“青島•中國財富論壇”上發表主旨演講 圖片來源：每經記者 張蕊 攝

蔡昉表示，家庭的消費行為決定了消費和儲蓄的走向，也決定了對實體經濟產生何種影響和引導。目前中國經濟遇到了來自需求側的新常態，需求側因素特別是消費已成為影響經濟的重要常態化因素。

在他看來，現在最需要的就是要刺激居民消費，把錢發到居民的腰包里能產生更大的乘數效應，可以更直接地應對經濟堵點和短板。

蔡昉還建議，要重視戶籍制度改革對刺激消費的作用。以目前農民工的收入水平來看，由于對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的擔憂，導致其消費能力被抑制了約23%，通過戶籍制度改革，可以有效釋放農民工群體的消費意愿，“這個總額度可以高達萬億級。”

在演講中，蔡昉提到，過去三年中國的城鎮失業率在絕大多數時間里一直處于自然失業率之上，也就是說我們經歷了很長時間的周期性失業，失業導致收入減少，使得經濟在該復蘇的時候遭遇到“磁滯效應”。“簡單地說，就是當沖擊過去以后，在經濟應該恢復到常規狀態的時候，卻回不到過去的常態上去，停留在復蘇乏力的狀態。”

論壇期間，《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圍繞就業問題向蔡昉提問：剛剛您演講時也提到“失業數據顯示磁滯效應”，想請您談談青年人的失業問題，一方面我們看到青年人的失業率持續走高，但是另一方面好像企業又招不到合適的人才，您覺得出現這種現象主要是什么原因？

蔡昉 圖片來源：主辦方供圖

對此，蔡昉表示，這可能還是需要調查具體的原因，宏觀地來講，大家也都談得比較多了，其實說穿了經濟活動已經恢復了，還有失業，說明主要還是結構性的失業，是技能的供需之間不匹配，那就要看看畢業生的能力是什么，企業需要的技能是什么，理論上來講就是這樣。“任何時候招工難和求職難都是并存的，得看看到底企業需要什么，畢業生能提供什么，我覺得最可能的情況是：畢業生的能力不是企業所需要的。”

此前有專家撰文指出，今后到2030年將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就業形勢最嚴峻的時期，您怎么看？

對此，蔡昉對每經記者表示，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性問題永遠都存在，但是疫情之后我們確實遇到了一個中國經濟的新常態。其中，從勞動力市場上看，就業的結構性矛盾可能會加大，就意味著自然失業率可能會提升，比如從原來的5.1%提高到5.3%、5.4%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所以勞動力市場常態處在更高的失業率上是可能的。不過目前只是一種分析判斷而已。

“反過來說，從現在開始到2030年也可能成為機會最多的時候。”蔡昉表示，新的人工智能會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幅度提高生產率，所以這時候就要做好再分配，讓那些轉崗甚至失業的人員也有生活保障和社會保障。未來，我們不能指望一種所有人永遠處在充分就業的滿負荷和超負荷運轉狀態。

“發展人工智能、發展數字經濟就是為了提高生產率，但提高生產率的目的是把人給淘汰掉，還是把人解放出來，這是不同的理念。”他進一步表示，要把人解放出來，就要有社會保障制度和福利體系來支持，允許勞動者有一段時間休整，有一段時間再學習，然后實現再就業。

提及“現在人工智能給人尤其像一些白領帶來的威脅還是挺大的”，蔡昉表示，這不是個人能夠把握的，我們也不能完全指望企業的創新向善動機，社會責任也不可能支配所有的企業行為，所以最終是要靠政府來解決這個問題。“因為生產率提高意味著社會財富充分涌流，如果在淘汰掉勞動者的同時沒有良好的社會保障，就會導致收入差距和消費差距越來越大，那和我們的共同富裕目標也不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