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互賦能、建立標準、合作共享……產學研專家共話數字化、綠色化協同發展

每經記者 熊嘉楠    實習生 羅藝    每經編輯 董興生    

2月25日，以“數字引領綠色發展”為主題的第二屆中國數字碳中和高峰論壇在四川省成都市拉開帷幕。

當天下午，“數字科技企業綠色低碳發展”分論壇拉開帷幕成功舉行。本場分論壇由中央網信辦信息化發展局指導，中國航天科工集團網絡信息總體部、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主辦。

論壇現場 圖片來源：主辦方供圖

圓桌論壇環節以“行業企業綠色低碳發展”為主題，由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規劃所所長徐志發主持，受邀的中國鋼鐵工業協會黨委副書記、教授級高工姜維，清華大學智庫中心副主任汝鵬，螞蟻集團計算智能首席架構師張科，中國電子技術標準化研究院認證中心副主任楊檬，阿里云能耗云科創總監肖鐳五位嘉賓圍繞“企業在雙化協同發展中的角色與定位”、“綠色科技如何與綠色低碳相融合”、“綠色化協同化發展的內涵”等話題展開深入探討。

數字化、綠色化協同發展

針對“數字化、綠色化協同發展”這一相互獨立而又彼此關聯的概念，五位嘉賓都分享了自己對其內涵的理解。

楊檬認為：“數字化是對物質和信息的重構，綠色化是從外部去關注整個事物變化帶來的影響，以及如何把這種影響，尤其是有害的影響降到最低。”

在姜維看來，數字化和綠色化發展是相互依存的。以鋼鐵制造業為例，姜維表示：“在生產領域，數字化的發展能夠推動工業領域商業模式的變革，可以使得生產的規模更加大規模化、定制化，從而降低企業生產成本，提升效率。并且，鋼鐵行業屬于流程性的行業，數字化后可以提高系統集成，能夠做到能量流、物質流的有效、精準、智慧銜接，從而降低能耗，綠色化進步了，數字化也能實現迭代。”

在汝鵬看來，“雙化協同”大致可以分為數字化賦能綠色轉型（digital for green）、數字產業自身的綠色化發展（green for digital）以及協同發展三個維度。他認為，數字技術的綠色化發展是當務之急。

以當前“僅一次模型訓練需耗電19萬度，碳排85噸的”能源巨鱷“ChatGPT”為例，汝鵬表達了自己的“擔憂”。“我甚至有一點科幻地在想，如果真像科幻片，像《流浪地球》的‘MOSS’那樣，這種類人工智如果能夠產生自我意識和對人類行為進行干預的話，它會不會為了自己的生存需要電力和能源，而去限制人類的發展和能源使用？”他認為，如果數字技術不能解決綠色化的問題，技術發展將面臨巨大瓶頸。

張科亦指出：“這幾年我國的算力規模每年超過30%以上的漲幅，一年下來數據中心的用電量超過2千多億度，接近北京市區用電的2倍，但實際上真正用于計算的電能比例是特別低的，這對于高質量發展數字經濟而言是一種極大的制約。”

應對高算力問題，張科分享了螞蟻集團接下來的工作思路，將“最大化提升算力效率，成立AI減碳技術等內部專項，以綠色化發展作為數據中心集群到軟件系統，甚至是上層應用體系的整體一致性追求，打造綠色硬件、綠色計算機群和數據中心以及綠色應用。”

目前，阿里云能耗云也在致力于降低自身的云計算碳排放，據肖鐳介紹：“阿里云能耗云是一個‘長在云端’、為企業節能降碳提供一站式產品服務的團隊，預計阿里云2030年之前要實現‘綠色的云’。”

雙化協同如何破與立？

“如何衡量一個企業到底有多‘綠’？這個‘綠’是你一個人自己說了算還是大家公認的？”張科認為，要把雙化搞好，第一件事情肯定是需要知道怎么衡量。“必須要有一個標準出來，才能驅動整個社會和全行業往這個方向跑。”

隨著雙化協同的不斷發展，勢必會有越來越多的標準化需求。

近年來，工信部、國家發改委、生態環境部等政府部門陸續發布了推動數字化、綠色化發展的實施方案，但目前來看，我國雙化協同的標準還非常少。楊檬說：“比如國標推出的關于智能工廠的過程以及工業的能源管控的技術要求，這種純粹的雙化協同標準數量可能兩只手就能數得過來。”

根據中國電子技術標準化研究院對鋼鐵、建材、電子、通信等各個重點領域的調查研究，我國現有的綠色低碳領域的國家標準、行業標準大概有3000余項，但其中只有約1%涉及到數字化。反過來，這些行業領域在“十四五”期間提出的2000多項標準化需求中，亦僅有2%涉及數字化的標準。

不過，盡管目前標準化的缺口較大，但標準的實質就是需求的擴大和統一的產物。楊檬認為，加快“雙化”協同發展標準的制定能夠起到簡化標準化對象的類型和數量、推動“雙化”協同過程中可能涉及的數據接駁等爭議問題的解決、利用標準來遴選和推動“雙化”協同的標桿示范以及利用標準來協調上下游產業鏈四個方面的作用。

論壇現場 圖片來源：主辦方供圖

“可以在雙化協同過程中找到一種典型的應用場景，基于該典型特征來進一步實現標準化。”楊檬說。

那么，“雙化”協同具體應在哪些方面？汝鵬提出了知識和技術協同、商業模式和產業模式協同、治理與監管協同，以及人才與文化協同四個層次的協同體系。

他表示，由于數字化和綠色化在這個四個不同層面上是存在差異的，因此“需要在這兩化的中間交叉地帶上行動和做文章，以知識和技術協同為例，就是要去發掘哪些是數字化和綠色化交叉的知識和技術點。”

“雙化”協同將成為國際市場乃至國際政治舞臺重要的競爭砝碼，這也是汝鵬團隊研究得出的一個基本判斷。“2021年~2022年，歐盟在雙化協同上投入了7億歐元，美國還沒有完全結合起來，數字是數字的，綠色是綠色的，但也在同步推進，意圖搶占制高點。”

姜維對比世界鋼鐵同行，點出了當前國內推進“雙化”協同發展時遇到的障礙：由于低碳化技術和數字化技術的進步，面臨著風險大、投資高、周期長等問題。

而在這一方面，“我們現在更多的是單槍匹馬，大企業自己做”。事實上，那些市場化程度較高的國家提供了參考經驗。“我們看到他們更多地是基于一種共性技術研發平臺。大家一起研發，風險共擔，成果共享。”姜維說，日本一個共性技術項目約有14個企業參與，韓國有5個企業參加，但我國在這一塊仍然很薄弱，需進一步加大支持數字化、綠色化的共性技術研發的力度。

如何衡量一個企業到底有多“綠”？這個“綠”是個人還是公認的？綠色專利究竟能不能共享？能不能和同行業共同構建屬于中國自己的碳排放因子庫？數字化綠色化協同發展領域仍有不少問題待解決。然而，正如張科所建議的：“我們不要單打獨斗。”要把綠色化數字化做得更好，技術本身必須要開放，而且必須要更多的合作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