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振興調研報告出爐：農戶數字金融使用意識覺醒但地區間差異明顯，授信額度尚不能滿足農村各類經營主體多樣化需求

每經記者 張蕊    每經編輯 陳旭    

“大力抓好農業生產，促進鄉村全面振興”是2022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一項重要任務。

5月6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與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聯合主辦的鄉村振興戰略實施進展評估研討會暨《中國鄉村振興綜合調查研究報告2021》（以下簡稱《報告》）發布會在北京召開。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從發布會上獲悉，《報告》基于“中國鄉村振興綜合調查”（China Rural Revitalization Survey，CRRS）數據，系統地分析了中國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進展情況。

CRRS覆蓋廣東、浙江、山東、安徽、河南、黑龍江、貴州、四川、陜西和寧夏10個?。ㄗ灾螀^）、50個縣（市、區）、156個鄉（鎮）、308個行政村，獲得農戶有效問卷3833份、村莊有效問卷308份，搜集15554人的家庭成員信息。

強化數字紅利包容普惠性 避免鄉村老齡群體等成為落伍者

《報告》指出，全國近兩成村莊實現“戶戶通”寬帶，九成以上農戶家庭擁有至少1部智能手機，村戶層面的網絡接入條件已經充分具備。但農村居民在手機使用方面存在明顯群體差異，網絡信息還未能充分共享，信息化手段對農民生產生活的賦能作用有待提升，造成鄉村數字化中的多維不平等問題。

《報告》作者認為，該不平等問題本質上是鄉村數字鴻溝在信息感知、獲取、利用等層面的呈現，成為引起數字時代群體分化和差距的重要因素，在推進農民農村共同富裕過程中必須引起足夠重視。

具體而言，從信息接入工具看，手機使用呈現群體分化。東部地區家庭網絡條件相對較好，農民手機每日平均使用時長也明顯高于全國。82.20%的農戶能夠使用智能手機，手機使用與農民年齡、文化素質等密切相關，50歲以上農民占不使用智能手機群體的97.05%，初中以下受教育程度者占僅用手機接打電話群體的90.19%。

而無智能手機的受訪農戶，其家庭成員以50歲以上老人為主，留守群體特別是老齡群體對手機功能的適應能力不足，較少接觸到數字紅利。

從信息獲取渠道看，農村地區信息共享水平有待提高。農民更關注與生產生活聯系密切的信息，將近七成農戶認為信息獲取很及時。但仍有1/4農民認為較難通過手機或者網絡獲取日常需求信息，其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6.30%，50歲及以下出生的占14.78%，低教育程度和老齡群體相對較難通過網絡獲取日常需求信息。

《報告》作者認為，需要針對不同地區農民的差異化需求，特別是結合農村留守人口的信息使用特點，暢通農村信息傳播渠道，加強農村地區人口使用信息資源的能力。

從信息參與方式看，信息化手段的利用尚不充分。從村級交流和農村電商兩類參與形式看，一方面，網絡已成為農戶獲得村級信息、參與村內事務的重要渠道，但約有32%的手機用戶從未通過微信群參與村內重要公共事務交流，需重點結合農村老齡群體改善數字應用場景，提升網絡應用的適老化水平。

另一方面，伴隨鄉村信息條件改善，農村電商成為農戶參與市場的重要途徑，但僅6.22%的受訪農戶有產品通過網絡交易，市場價格波動風險、資金周轉能力弱、物流條件和配套不足等是較為突出的困難。

《報告》作者認為，加快農業農村數字化轉型過程，需要對信息接入、獲取、利用等不同維度的不平等現象予以關注，強化數字紅利的包容普惠性，避免鄉村老齡群體、留守群體等成為數字時代中的落伍者。

對民間金融和合作金融給予一定發展空間和有效監管

《報告》指出，隨著數字金融的飛速發展，農戶的數字金融使用意識逐漸覺醒，但在地區間存在明顯差異。

從支付來看，農戶最主要的小額支付手段仍是現金，70.52%的樣本農戶首選的支付方式是現金支付，其次為微信支付，占23.73%；其中，現金支付為首選占比最高的是東北，為80.23%；最低的中部為64.58%；微信支付為首選占比最高的是中部，為30.90%，而最低的東北僅為14.61%。

消費者在市場里掃碼支付購買蔬菜 圖片來源：新華社

《報告》作者認為，農村數字普惠金融需求的增長意味著互聯網和移動通信等數字金融服務基礎設施的重要性不斷上升。但是，目前中國農村仍有部分地區未能實現互聯網和移動通信的全域覆蓋，特別是在偏遠地區互聯網和移動通信的可達性更差。進一步建立完善農村地區數字金融基礎設施，有利于農村普惠金融服務廣度和深度的提升，縮小城鄉“數字鴻溝”。

因此，應改進全國通信基礎設施，提高移動通信和互聯網的覆蓋面和可達性；進一步降低移動通信和互聯網使用資費，使更多人能夠獲得速度更快、成本更低的基本移動通話和移動互聯服務；鼓勵手機生產企業根據縣域居民和農戶的收入水平、知識水平和數字化使用能力，開發多層次的、農戶可負擔、能使用、易操作的智能手機。

同時，傳統金融機構應建立低運作成本的數字金融服務代辦點，通過移動互聯或者寬帶提供基本的金融服務。

《報告》還指出，農村金融服務的供給主體仍相對單一，產品服務創新不足，不能有效滿足農戶信貸需求。

調查發現，以農信社系統金融機構為主的傳統金融機構仍是農村金融服務的主要供給主體，農戶最近一次正規信貸來源于農信社系統金融機構的占74.13%，其次為來自工農中建等國有銀行，占13.98%。需要通過民間借貸解決資金需求的農戶占32.90%。

與此同時，傳統金融機構的產品風控方式仍然主要依靠抵押擔保，雖然信用貸款授信戶數明顯增加，但授信額度往往都較小，不能滿足農村各類經營主體的多樣化需求，特別是對于信貸需求額度較大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信用貸款額度不能滿足需求，如果想要增信就要借助抵押擔保，這恰恰是農村經營主體所缺少的。

此外，由于農村產權流轉市場活躍度及農村產權處置成本在地區間存在明顯差異，農村產權抵押在各地區的作用差異較大。東部地區農戶使用各類農村產權獲得貸款的僅占6.89%，中部地區占25.92%；西部地區占18.04%，東北地區占76.93%。

因此，《報告》作者認為，應大力激發傳統金融機構結合常規手段和金融科技手段繼續下沉服務，發揮網點優勢和信息優勢充分開展關系型銀行業務，創新信用評估體系和風險防范化解機制，以客戶需求為導向，在產業發展、基礎設施建設、農戶生產經營等方面，針對各類主體的差異化需求，創新匹配具有實操性的信用評估方式和產品服務類型，從而降低農村信貸市場的交易成本，全面提高各類農戶的信貸可得性。

同時，應進一步建立完善多元化廣覆蓋的農村金融體系和秩序，對民間金融和合作金融給予一定的發展空間和合理有效的監管。通過調研可以發現，民間金融在滿足農戶金融需求方面仍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特別是對于小額、短期的信貸需求，民間金融與合作金融由于在地化特征，可以充分利用農村社區的“局部知識”，因此信貸交易成本非常低，農戶可以非常及時、便捷地獲得信貸。

因此，一方面，應允許民間金融與合作金融等非正式金融在一定的秩序框架內運作，利用其高效率、低成本的優勢，為農村金融供給提供有益補充。另一方面，應優化對非正規金融的監管方式，通過提供預警信息、提高信息透明度、建立信貸違約糾紛解決機制等方式，保持其發展活力，降低其運行風險。

封面圖片來源：新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