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儲證券董事兼首席經濟學家李全：全球弱復蘇預期與中國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的開局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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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全（聯儲證券董事兼首席經濟學家）

在辭舊迎新之際，我們應該回首2020年，記住那些難忘的日日夜夜，其中少不了全球抗疫中醫護人員、城市維護者們的無私付出，以及復工復產中勞動者們的辛勤付出。當然，我們更應該展望即將到來的2021年，這既是十四五規劃的開局之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邁向第二個百年目標的新起點。在這個時間節點，新冠肺炎疫情仍未平息，全球經濟衰退仍在繼續，各國貿易金融壁壘漸高，如何在波動中尋求中國的發展之道，值得我們研判。

全球性衰退與弱復蘇預期

當我們尋根溯源，本輪經濟衰退的根源主要是全球無節制的金融寬松所導致的。早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時，其從誘因到解決方案，都是全球經濟虛擬化程度日益加深的結果。當時的金融危機最初源于美國房地產次級貸款的惡性膨脹而導致的次貸危機。其實早在次貸危機五年前的2003年，美國二次抵押房貸的交易金額就已達到3.8萬億美元，之后的2006年這一金額達到3.6萬億美元，而當時美國政府為了維持經濟表象繁榮，繼續施壓美聯儲保持低利率以維持購房者通過貸款或抵押債券來交易房產，甚至有人買房后通過抵押貸款再繼續買房。2007年的三次大規模降息并沒有支撐經濟繼續增長，當次級貸款難以為繼時，金融危機爆發了。而此后美國通過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多輪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對經濟進行刺激，通過各種渠道釋放了近3萬億美元的流動性，支撐了美國經濟企穩回升。然而，這種過度的刺激導致的經濟后果是實體經濟根基不穩，美國近年來的經濟增長依然依賴偏低的利率基礎，一旦利率上行，就存在著經濟再度陷入困境的可能。

全球制造業PMI自2019年來曾連續7個月下滑至49.3%，全球經濟下行壓力進一步加大，經濟增長乏力。美國在疫情影響下的供給和需求均有所下降，需求下降尤為顯著，且仍有繼續下滑的趨勢。由于復工復產不達預期，制造業將繼續承壓，新增失業人數大幅增加，同時伴隨著債務壓力高企，這有可能導致美國未來一段時間有可能出現嚴重的衰退。歐洲則一直處于衰退的邊緣，觀察近10年內歐盟前5大經濟體，僅德國的財政收入大于支出，其余4國的財政盈余持續為負；PPI同比增速顯示，近十年歐盟工業生產領域的供需依然偏弱，生產環節物價水平仍然低迷，工業景氣度仍然堪憂。日本經濟也不容樂觀，特別是近年來日本受到大地震、海嘯、福島核泄漏事故、日元高企以及外需不振等因素影響，經濟再次陷入衰退困境。

2020年疫情暴發后，以美國為代表的主要發達國家都進行了不同程度的經濟刺激，然而實體經濟復蘇的效果甚微，前所未有的刺激政策卻帶來了資本市場的虛高。根據Black Knight Inc.的數據顯示，截至12月6日，全球股市市值超過100萬億美元，為歷史最高水平；同日全球債券市場市值則達到66萬億美元，為歷史最高水平；美國二次抵押房貸金額突破4.4萬億美元，突破次貸危機時這一指標的總額，同樣為歷史最高水平。這說明經濟刺激過程中的貨幣流向主要是資本市場而非實體經濟，這將導致停工停產可能繼續，企業倒閉和減薪裁員又會倒逼政策再度寬松，但如果寬松對實體經濟的效果有限甚至無效，則將會出現刺激背景下經濟弱復蘇后的再衰退。更令人擔憂的是，一旦寬松的政策受制于可能出現的通脹預期等因素制約而難以為繼時，經濟衰退則有望加劇，甚至引發危機。

塑造中國深化改革開放的新格局

2020年5月11日出臺的《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總體涵蓋了包括所有制、基礎性制度、要素市場化、政府管理和服務、民生保障制度、開放型經濟、市場經濟法制等七個關鍵領域的改革舉措。從改革的方向及深度來看，這是自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和國務院發布的又一次全面改革開放的綱領性文件，文件所提及的改革方向將會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向縱深發展。

意見的出臺，是在國內外發展形勢發生巨變的情況下的必然選擇。一方面，我們面臨前所未有復雜的國際形勢。過去一段時間，全球性的經濟衰退預期影響著各國財政收支平衡，為謀求財政平衡而漸高的關稅壁壘又誘發了貿易和金融領域的廣泛摩擦。疫情的暴發又導致了上述摩擦加劇，在各國停工停產、封城甚至封國的背景下，全球產業鏈越繃越緊，也有趨于斷鏈的危險；另一方面，我國在過去幾年時間已經初步完成了從總量發展向高質量發展模式的過渡，經濟增長的重心不再是經濟總量，更多要在產業結構升級、節能環保達標的基礎上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性轉變，進而提升我國產業結構在國際產業鏈上的地位，同時縮小貧富差距，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

具體來看，我國本輪深化改革開放將會在七個方面著力，將通過各領域的改革，實現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具體來看，體制改革將會在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體共存的基礎上，強化國有經濟在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領域和關系國家經濟命脈、科技、國防、安全等領域的控制力，同時對充分競爭的國有企業加快資本化，通過管資本為主線的國有資本監管來提升國有資產運營效率，在民營、外資等領域應繼續健全相關法律法規及政策扶持體系，營造良好的非公經濟發展的營商環境；在基礎性制度方面，要在所有制改革的基礎上促進市場化競爭的公平和準入，在完善產權制度的同時全面實施市場準入的負面清單制度，通過公平競爭和第三方審查評估等機制，形成有序競爭的反壟斷市場發展環境；在要素市場化改革方面，應充分構建市場化的要素配置機制，在土地要素、勞動力要素、資本要素、技術要素、數據要素等領域實現充分的市場化，促進其優勢互補、有效配置，通過新技術的實施推動各類要素的高效運營；在政府管理和服務，以及市場化管理方面，要通過市場化運行和監管規則的完善，創新政府管理、調節市場的相關職能，通過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產業政策的協同配合，推動營商環境的深度改善，實現服務型監管的有效實施；在民生保障方面，要繼續縮小貧富差距，完善多層次的社會保障體系，健全國家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的建設；在對外開放方面，要更加積極主動地推動開放戰略，在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實現全面開放，并形成良好的對外開放環境；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制方面，應以法律為準繩來完善市場公平與產權保障的經濟法治體系，支撐經濟體制改革與社會體制改革同步進行。

在上述改革逐漸落地的同時，我們還應在中國發展過程中形成更加科學、前瞻、綠色的經濟社會發展考核機制，以保證中國經濟社會在深度改革開放中獲得長久可持續發展的保障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