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再定義“極核城市”

每經記者 楊棄非  程曉玲    每經編輯 楊歡

成都 圖片來源：每經記者 張建 攝（資料圖）

最近一段時間，成都被企業輪番“盯上”。

7月13日，58集團創始人姚勁波現身成都，商談建設“生活城市”新場景新產品的合作機遇；

緊隨其后，攜程集團董事局主席梁建章前來，“將進一步深化雙方合作，打造高品質旅游新產品”提上日程。

更快一步的是海爾集團，一周前其與成都舉行簽約儀式，一個圍繞高端醫療設備、醫療大數據及服務創新打造的海爾·成都盈康科技產業園在此落戶。

在外界看來，這代表了一種趨勢：在國內外各類因素影響下，企業正進入新一輪戰略調整期，選擇哪個城市進行再布局，對企業至關重要。無疑，成都正聚集更強的發展勢能。

今年1月，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的提出，為成都一系列連鎖反應扣動扳機。如今，在成都面前，機遇與挑戰并存——面對市場期許，成都要如何選好角度、扮好角色，搭上新一輪發展快車？

不久前，成都馬不停蹄考察南京、蘇州、青島三城，并取經紐約、倫敦、東京、上海四座世界頭部城市，尋找城市發展的新坐標。

在昨日召開的中共成都市第十三屆委員會第七次全體會議上，成都提出，在新的戰略機遇下，將抓好建設踐行新發展理念的公園城市示范區、“兩區一城”建設、成德眉資同城化發展、提升門戶樞紐地位“四件大事”。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羅默曾提出“內生增長理論”。據他研究，經濟增長受內生而非外生因素驅動，對人力資本、創新和知識的投資是經濟增長的核心動力。對于城市而言，發展需要有經濟模型，找到合適自己的經濟模型才能發展得更好。

作為四川經濟發展主干和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的重要極核，成都正逐步找到屬于自己的經濟模型，也逐步明確自己的發展方向，在國家戰略加持下，進一步定義“極核城市”的內涵，突破自身局限，邁向更廣闊的世界坐標。

下一個“中國極核城市”

成都339天府熊貓塔 圖片來源：每經記者 張建 攝（資料圖）

從官方到民間，將“成渝”作為整體進行討論已成為一種趨勢。

市場最新的關注投向兩地機場。今年上半年，在全球民航業遭受重創之下，成渝兩地機場旅客吞吐量排名實現雙雙躍升。其中，成都從近年來僅次于北京首都、上海浦東與廣州白云三座機場上升至首位，而重慶也上升至全國第四的地位。

為何是成渝？在疫情下嚴控國際航線造成影響的同時，不可忽視的是，成渝地區作為國內經濟新增長極的作用正愈加凸顯——它們正在擺脫過去內陸的形象，某種程度上承擔起“沿海”的職能。

事實上，在過去有關雙城經濟圈的分析中，一組數據曾被反復提及：目前，成渝地區以全國1.9％的國土面積，承載了全國6.9％的常住人口，創造了全國6.3％的經濟總量。

但新的定位意味著更高的期待，被認為關乎中國新時代新的戰略縱深，成渝需要發揮更強的輻射帶動作用，尋找發展的新坐標。

成渝區域格局示意圖 圖片來源：《成渝城市群發展規劃》

從成都一側觀察，探索路徑十分明晰。

6月3日，成都召開科技創新大會。這個姍姍來遲的“新春第一會”，被視為成都通過從增長極邁向動力源，尋求城市內生發展強勁動力的關鍵一步。

若置于全國城市發展梯度，成都此舉更是意在突破過去層級式產業轉移格局，擺脫承接技術、產業轉移的被動地位，為彎道超車積蓄能量。

一個月后，在取經世界頭部城市的基礎上，成都形成了向世界城市學習的“借鑒與啟示”。作為學習對象的紐約、倫敦、東京、上海，無一不是國際經濟版圖上的極核城市。

兩個重大動作均指向一個事實：成都正在想方設法突破自身局限，瞄準中國、乃至世界極核城市的目標。

成都為何敢于定下如此高的定位？

一方面，在構建國際國內雙循環相互促進新發展格局、新時代推進西部大開發形成新格局等重大決策背景下，成渝地區正迎來前所未有的機遇窗口期。

另一方面，民盟中央經濟委副主任、城市戰略專家馮奎亦分析指出，成渝處于一個新的上升發展周期，經濟社會迫切需要治理創新。此時成渝兩市治理體系創新的成果，能夠更快捷地轉變成為現實的生產力，“迎來了治理創新最好的歷史階段”。

在1月召開的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六次會議上，明確“支持成都建設踐行新發展理念的公園城市示范區”。

在官方語境中，這被認為是“對成都戰略目標和發展方向的充分肯定，是成都在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中最重要、最獨特的國家定位”。

撐起合作的骨架

成都龍泉山 圖片來源：每經記者 張建 攝（資料圖）

何為“公園城市示范區”？

簡單來說，就是成都將“堅持以新發展理念為旗幟方向，突出生態型、高質量、人本化、有韌性的公園城市可持續發展特質，努力在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道路上創新突破、引領示范。”

根據最新安排，成都謀劃了4個主要探索方向，分別是在生態價值轉化、深化要素市場化改革、提升現代治理能力和創新空間治理增強城市韌性上，展開先行先試，推進公園城市建設。

這恰好能有效打破成都目前面臨的發展瓶頸。

以科創領域為例。一方面，成渝地區擁有129所高校、61家科研院所，是全國第五大科教資源集聚區，區域創新能力位居全國第一方陣，為成都科創發展提供寶貴的資源。

但同時，成都也注意到，由于重大科技研發方向與產業發展重點方向不匹配、城市發展戰略與高素質人才結構不匹配、科技創新成果與企業現實需求不匹配等問題客觀存在，制約了成都創新體系整體效能。

數據顯示，在成都，國家工程技術重點產業匹配度低于50%，高技能人才求人倍率高達3.0以上，吸納技術成交總額甚至不足北京的1/4。

在爭創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爭取大科學裝置和國家重點實驗室落地等動作以外，公園城市示范區亦將從改善要素資源比較優勢入手，提升城市在經濟體系中的生態位。

一個例子是，通過人本化的理念，構建與國際接軌的新型人才發展體制，將推動城市實現可持續動力支撐。

從龍泉山俯瞰成都 圖片來源：每經記者 張建 攝（資料圖）

改變的急迫，特別突出地體現在東進區域。

作為知名的汽車城，龍泉驛區區長杜海波發現，在對外招商引資時，傳統理念已難以滿足新的產業發展邏輯。企業被優越的市場條件和規模化的生產模式吸引而來，卻可能因為城市品質不足而打退堂鼓。

換句話說，在人本城市的發展要求下，傳統經開區也需要向新型城市發展空間轉型。

鄰近天府國際機場的簡陽市更提出，要從縣域城市向區域城市、進一步向城市副中心轉化。

可以說，在公園城市示范區的建設利好下，轉變已開始呈現出外溢趨勢。而對于長期受制于“中部塌陷”而難以實現合作的成渝兩市而言，這些轉變，亦將有助于撐起合作的骨架。

逐級探索的機制

成都 圖片來源：每經記者 張建 攝（資料圖）

但在打造“極核”的過程中，亦需講究策略和技巧。

簡陽市市長羅開敏提及一個細節。作為成都空天產業功能區所在地，簡陽正與重慶就相關產業展開合作謀劃，并與相關區域達成一系列協議。但在具體操作中，由于產業特性，少數掌握核心研發能力的頭部企業仍是每個地區補鏈強鏈的重點，競爭在所難免。

“功能同構、產業同質”是一直以來橫亙在成渝兩地之間的一道坎。

就產業上來說，有研究顯示，由于歷史原因，成渝兩地產業結構相似系數達到0.96。兩地計算機產品產量占全球1/3、汽車整車產量占全國18%。產業同質一方面可以形成對外競爭的規模優勢，但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合作的障礙。

在幾個月的探索中，一種普遍感受是，大方向漸成共識，但小問題仍不時出現，隨著兩地合作熱情不斷高漲，解決同質化問題顯得更加緊迫。城叔注意到，在文旅、汽車等兩地共有的優勢領域，合作渠道不暢的情況均有發生。

顯然，問題再次回到了機制的建立上。

馮奎曾提出，對雙城經濟圈的各類行政區、經濟區有必要實施“聯合考核”，如聯合考核重慶、成都高新區，以促進川渝共建的“西部科學城”加快崛起，在全國形成影響力、競爭力。同時，以更大力度推進干部流動，以擴大視野，培養與增強雙城經濟圈的共同體意識。

眼下，成都的探索已在推進。在中共成都市第十三屆委員會第七次全體會議的現場，罕見地采用了以“東進”“南拓”“西控”“北改”“中優”等標準分組進行討論。

經濟區和行政區適度分離的探索已經從紙面逐漸運用到實際中，而外界認為，新掛牌的東部新區則可能成為率先探索的“試驗田”。

成都向來不缺敢為人先的主動性。如今，借勢雙城經濟圈，擁有先手權的成都能否再上升一個身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