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藥神》刷屏背后：美國竟是高價藥的天堂

每經記者 余佩穎    每經編輯 王曉波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近日上映的《我不是藥神》引發了觀影熱潮，在電影中，一群白血病患者如何在天價藥的困境之中尋求生的希望，一位本是旁觀者的商人如何放下利益成為“藥神”，一名警察如何在法情之間做出抉擇，一家藥企又如何維持企業的商業訴求，一場關于救贖的拉鋸戰在這重重困境之中展開。

這部由真實故事改編而成的電影，再次將治療白血病的藥物“格列衛”帶入公眾視線。這款產自瑞士的藥物可以極大提高患者的十年生存率，但高達23500元/瓶的國內售價卻讓很多患者望而卻步，只能選擇其他替代品或仿制藥。

電影在演繹人物命運的同時，也喚起了現實中人們對高價藥的關注。然而說起高價藥現象，美國則相比其他國家更為嚴重。據《華爾街日報》近期報道，全球最大的制藥公司輝瑞制藥最近對旗下40%的處方藥上調價格，而這已經是該企業今年發起的第二輪提價。Avonex，一種可延緩多發性硬化癥的藥物，在過去十年中，每年價格漲幅為16%。預充式腎上腺素筆EpiPen，自2007年以來價格已經上漲了450％。

現實是否真如電影中所言，“這世界上只有一種病，窮病”？全球藥品的價格是否都與美國一樣，成了高價藥的天堂？《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對此展開了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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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成為高價藥的天堂

美國衛生及公共服務部下設美國計劃與評估助理部長辦公室（Office of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Planning and Evaluation, 以下簡稱ASPE）曾在2016年發布關于美國處方藥花費趨勢的報告。ASPE發現，美國處方藥的支出正在快速上升，預計它的增長速度將超過整體醫療支出的增長速度。2015年，美國的處方藥支出約為4570億美元，占整體個人醫療保健服務的16.7%，然而上世紀90年代，這一比重僅為7%。根據IMS Health Incorporated的數據，預計到2020年，美國在處方藥上的開銷將達到6400億美元。

更讓人觸目驚心的是，《華爾街日報》對30種處方藥的價格進行長期觀察后發現，在2010年至2014年，藥物價格的漲幅是美國通貨膨脹率的8倍之多。

2013年，在美國以零售價購買治療慢性病的處方藥，人均花費超過11000美元，幾乎是美國平均社會保障退休福利（15526美元）的四分之三，是醫保受益人收入中位數（23500美元）的一半，超過同期美國家庭收入中位數（52250美元）的五分之一，以上數據來源美國退休人員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Retired Persons）的統計。

ASPE在報告中表示，導致處方藥支出上漲的原因很多，其中有30%是因為藥方中更傾向于高價藥品以及藥品價格本身上漲所致。據《紐約時報》早前報道，雖然一些藥價的上漲是由于藥品短缺造成，但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藥企的商業策略，即收購一些早已存在但被大眾忽視的藥品，再將其變成高價的“特殊藥物”。

2016年，圖靈制藥前任首席執行官馬丁·施克雷利（Martin Shkreli）成了“全美最令人憎惡的人”。這源于他將一種鮮為人知但極其重要的藥物在一夜之間提價55倍，從原先每片13.50美元直接上調至750美元。這種藥叫做達拉匹林（Daraprim），是由葛蘭素史克公司最先研制，主要針對弓形蟲感染的患者，以及艾滋病人、癌癥病人等免疫系統受損的群體，也可以用于治療瘧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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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0年葛蘭素史克將達拉匹林在美國市場的營銷權出售給CorePharma之前，那時的達拉匹林每片只要1美元，隨后CorePharma將價格上調至每片13.5美元。后來經由一系列的交易，圖靈制藥在2015年8月掌握了達拉匹林的營銷權，瘋狂的提價行動就此展開。雖然達拉匹林的專利權在幾十年前就已到期，但是因為它采用的銷售方式是管制發售（controlled distribution），這意味著制藥公司很難得到研制仿制藥所需的樣品，可以說施克雷利發起的漲價直接扼住了這些患者們的咽喉。

達拉匹林并非唯一的案例。環絲氨酸（Cycloserine）是一種用于治療多重抗藥性肺結核的藥物，最初的價格是30片500美元，但在被Rodelis Therapeutics收購銷售權后，該藥直接漲價20倍，每30片售價漲至10800美元。

吉利德科學（Gilead）公司的凈收入，從2012年的不到26億美元，2013年小幅上升至30.7億美元，在2014年飆升至121億美元，該公司能夠像變魔術般地實現利潤膨脹，源于在2012年完成對Pharmasett的收購，丙型肝炎治療藥物索非布韋（Sovaldi）的研發公司，在完成收購后，吉利德隨后上調了該藥的價格。

歐盟及新興市場控制力更強

歐洲發達經濟體在控制藥價方面似乎比美國展現出了更強的控制力。全球信息提供商IHS Markit曾對經由美國食藥監局（FDA）在2012年至2014年間批準，且在歐洲五大國家以及美國均可買到的30種創新藥物做了價格研究，《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注意到，歐洲的藥品價格明顯低于美國。在歐洲五國（德國、英國、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國）中，平均價格指數最高的德國僅達到35，然而在美國，這一數據高達100。

IHS Markit進一步對藥品價格的變化趨勢進行研究，時間跨度為藥品發布之日至2017年1月。在研究的樣本中，僅在美國觀察到價格上漲現象，其余歐洲五國的樣本藥價均呈下降。其中德國擁有最大的降幅，達到17.8%，而對比美國，樣本藥價漲幅為23%。在法國和德國，很大一部分創新藥物都受到降價的影響，法國有12例，德國有23例，而降價與這些藥物加入該國的醫保清單息息相關。

來源：IHS Markit

2013年經濟政策和研究中心（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and Research）的一份報告發現，美國在處方藥上的人均花費遠高于其他其他富裕國家。舉例來講，如果美國每花費1美元在處方藥上，那么加拿大的花費僅為72美分，日本為57.2美分，荷蘭49.8美分，而丹麥僅僅只花了35美分。該研究還指出，其他國家在處方藥上花費如此少的原因是他們的政府會與制藥企業談判價格。

新興市場長期以來都被視為制藥業的“樂土”，麥肯錫曾在2017年表示，預計在未來十年里，新興市場的前20大市場的制藥收入仍可能實現翻番增長。在查閱普華永道發表的一份研報時，《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注意到，龐大的人口、日益繁榮的經濟、壽命的延長，這些因素都讓新興市場吸引著全球制藥企業。

在新興市場中，印度和中國都擁有較高的市場增長率以及占據較大的市場份額。為了控制藥價，印度政府頒布了藥品價格管制法案（Drugs Prices Control Order），在該法案下，藥物在印度的售價受到監管機構的控制。2013年，印度監管機構將有權限制價格的基本藥物清單擴大了五倍。

已成為世界第二大醫藥消費市場的中國，在2017年8月曾公開中國藥品醫保準入的首次國家談判結果。藥品醫保目錄準入談判是國際上比較常見的做法，在我國卻是首次以“國家的名義”，由國家衛計委等部門出面與制藥公司談判降低藥價。據新華社報道，經過漫長的談判過程后，有36種藥品談判成功，以大幅降價的方式進入了醫保目錄。與2016年平均零售價相比，談判藥品的價格平均降幅達44%，最高降幅達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