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中國城鎮化離不開“退出、流動、進入”

每經記者 張懷水    每經編輯 陳俊杰    

在2018年全國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有這樣一組數據——過去五年里，中國城鎮化率從52.6%提高到58.5%，8000多萬農業轉移人口成為城鎮居民。

近年來，中國城鎮化進程正在加速，且不光注重量的擴大，更加注重質的提升。歷經幾十年的探索與發展，中國城鎮化呈現出怎樣的特征？如何正確認識中國城鎮化的發展過程？

6月2日，在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共同主辦的“中國城市百人論壇2018年會”上，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發表了主題演講。

回顧40年發展歷程，蔡昉認為，城鎮化過程也是對資源重新配置的過程，“在重新配置過程中，不僅包括一二三產業之間的重新配置，也包括地域之間、部門之間、城鄉之間的各種配置”。

“退出、流動和進入，這三個詞確定了我們以勞動力為主的資源重新配置過程。”蔡昉表示，“這就是城鎮化過程，也就是改革開放發展的過程。”

勞動力資源重新配置

翻看1978年的數據，公開信息顯示，當時全國人口9.6億，鄉村人口7.9億，城鎮人口1.7億，城鎮化率不到18%。全國就業人口4億，2.8億在農業，0.69億在工業，0.49億在服務業，農業就業占總就業的70%。

40年后，中國的城鄉格局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7年，中國城鎮常住人口81347萬人，比上年末增加2049萬人；鄉村常住人口57661萬人，減少1312萬人；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城鎮化率）為58.52%，比上年末提高1.17個百分點。

從過去8億農民到現在超過8億的城鎮人口，這就是中國40年城鎮化發展帶來的巨大成就。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鎮化發展呈現出怎樣的特征呢？在蔡昉看來，“退出、流動和進入”這三個關鍵詞確定了中國以勞動力為主的資源重新配置的過程，而這也是城鎮化的過程。

蔡昉表示，中國城鎮化第一個特征化事實就是“退出”。農村改革推動勞動力的退出。農村改變了激勵機制，顯著提升了農業的勞動生產率，也釋放了剩余勞動力。“城鎮化率伴隨著農業勞動力比重下降和人數的減少，以及非農產業的提高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因此，在這一過程中，大量勞動力從農耕中釋放出來。”

第二個特征化事實是“流動”。蔡昉表示，“集中在小城鎮地區的產業集群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導致被釋放出來的農業剩余勞動力能夠在區域上進行大規模轉移，最為突出的特征是在城鎮地區，農民工的數量大幅提高。因此，第二階段表現為勞動力在農村和城鎮之間的流動。”

中國城鎮化第三個特征化事實則是“進入”。蔡昉認為，過去，勞動力在流動過程中面臨較大的制度障礙。制度層面的障礙會阻止資源的重新配置。“因此，清除進入障礙的一系列改革也是完成整個城鎮化過程中的重要一步”。

中國城鎮化賦予新內涵

根據國家發改委此前發布的《人口和社會發展報告2014——人口變動與公共服務》報告顯示，中國城鎮化進程經歷了3個發展階段：1978~1985年，城鎮化啟動；1986~1995年，城鎮化緩慢增長；1996~2010年，城鎮化加速發展。

那么，隨著目前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提質增效的階段，未來城鎮化發展又會呈現出怎樣的特征？蔡昉表示，當前，中國經濟進入新的發展階段，是人口結構轉變的階段，也是經濟發展新常態。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城鎮化，也應該賦予新的內涵。“退出、流動、進入”三個關鍵詞也有了新的解讀。

蔡昉認為，在目前，中國城鎮化的第一個特征仍然是“退出”。過去的退出是靠激勵機制，實現家庭承包制，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從體制上解除了對農民的束縛障礙。而未來是要靠農業生產方式的現代化提高勞動生產率，讓沒有轉型出來的勞動力進一步轉型。

“高農業生產方式，我們首先想到的是增加資本投入，用機械替代人。但并沒有明顯增加資本回報率，當前，中國已經出現明確的農業資本回報率下降的趨勢。原因在于經營規模，土地規模有限，大幅度投入資本必然導致邊際效應遞減，因此，擴大土地經營規模是實現農業生產方式現代化的重要轉變，這樣的轉變，會帶來從過去的退出到今后的退出。”蔡昉說。

再來看“流動”。蔡昉表示，過去看到的是橫向的流動，地域之間，城鄉之間，沒有相應的縱向流動。原因在于中國還沒有從根本上打破戶籍制度的限制。農村勞動力在城市還很難享受到均等的公共服務。因此，未來人口會逐漸從過去橫向的流動向縱向流動轉變，改變原有的社會身份。

新時期城鎮化發展的“進入”特征也發生了改變。在蔡昉看來，現在，農民工可以進入到城市，進入到城市各個領域，各個行業，能夠和城市居民一起競爭同一個崗位。但是歸根到底，常住人口的城鎮化率和戶籍人口的城鎮化率還有16個百分點的差距。“這種不充分的進入，導致城鎮化有時候是可逆的。”他強調，“因此未來，我們在退出機制、流動機制和進入機制上會賦予中國特色城鎮化的新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