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氣候變化大會達成歷史性協議 地球“升溫開關”設定2℃上限

每經編輯｜每經記者 王辛夷    

當地時間12月12日，原定于早前一天結束的巴黎氣候大會在法國外長法比尤斯落錘后閉幕。當日，195個締約方在巴黎達成了新的全球氣候協議——《巴黎協定》，這是歷史性的協定，標志著哥本哈根會議之后“減排裸奔時代”的終結。各國領導人紛紛表示，這是“拯救地球的最好機會”，人類迎來了“特殊時刻”。

上述協議確定，各方將加強對氣候變化威脅的全球應對，把全球平均氣溫較工業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攝氏度之內，并為把升溫控制在1.5攝氏度之內而努力。全球將盡快實現溫室氣體排放達峰，本世紀下半葉實現溫室氣體凈零排放。

作為全球最大排放國，中國的態度至關重要。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別代表解振華在會后表示，《巴黎協定》是一個公平合理、全面平衡、富有雄心、持久有效、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協定，傳遞出了全球將實現綠色低碳、氣候適應型和可持續發展的強有力積極信號。

盡管各國政要用“歷史性”、“里程碑”評價《巴黎協定》，但同時“不完美”也在其中。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張海濱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時表示，巴黎氣候大會還有很多問題沒有解決，但協定給出了明確信號，也為未來的談判提供了路徑和目標，“巴黎遠不是終點，而僅僅是開始。”

專門建立盤點機制

“你們做到了。”法國總統奧朗德對參會代表們說，你們達成了一份富有雄心、具有約束力，而且廣泛的協定，“你們可以自豪地站在自己的兒孫面前了。”

奧朗德的表態顯得格外感性，而在12日的巴黎氣候大會上，感性的不只是他一人。大會主席法比尤斯在敲下標志著協定達成的綠色小錘之后激動地說：“《巴黎協定》讓我們在坐的每個人都可以昂著頭回到祖國，我們共同做出的努力，比各自努力更為難得，我們對歷史的貢獻是巨大的。”

“談判氣氛很好，互相并沒有太多指責。”13日下午剛剛從巴黎返回北京的張海濱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說。

雖然遲到了6年，但《巴黎協定》的簽署如《時代周刊》所評價的，“體現出了人類前所未有的團結”。在各國政要的講話中，“歷史性”是被用得最多的形容詞。解振華在會后表示，《巴黎協定》傳遞出了全球將實現綠色低碳、氣候適應型和可持續發展的強有力的積極信號。

張海濱認為，《巴黎協定》的信號意義非常重要，明確告訴各國和各個產業，除了應對，沒有第二條路可走。

本次會議最引人關注的成果之一，要數1.5攝氏度溫控目標的提出。《巴黎協定》不僅強調了2攝氏度溫控目標，更是提出各方將努力把升溫控制在1.5攝氏度以內。同時還規定，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將在2018年提交報告，詳細闡述升溫1.5度對全球變暖的影響。

另一個重要成果是，《巴黎協定》為解決各國“自主貢獻”力度不足難以實現控溫目標的問題，專門建立了盤點機制，即從2023年開始，每5年將對全球行動總體進展進行一次盤點，以幫助各國提高力度、加強國際合作，實現全球應對氣候變化長期目標。

“這個機制對中國、印度這樣的發展中大國來說，當然是不利的，但是對小島國、最不發達國家來說，卻是非常有利的。”張海濱介紹，這次會議體現出發展中國家內部存在分歧。

資金等問題待解決

除了中國，美國可謂是氣候大會上最受關注的國家。美國在簽署了《京都議定書》之后，卻因國會的阻撓而退出。

在《巴黎協定》簽署前，沒有人能夠保證美國可以加入其中。“巴黎協議必須有美國的加入。”中國外交部副部長、代表團第一副團長劉振民在談判的最后一天表示，“目前要找到使各方都能夠接受的解決辦法。”

張海濱介紹，協議的撰寫小心謹慎地避開了國會，美國并沒有承擔額外的任務，而是根據國內安排進行減排，“《協定》是不可能讓每個國家都完全開心的，這是一個妥協的結果。”

在白宮發表的聲明中，美國總統奧巴馬將《巴黎協定》稱為“拯救我們唯一地球的最好機會”，但同時他也表示，這份協定“并不完美”。

“不完美”也是解振華的評價之一，他認為，《巴黎協定》還有很多地方可以進一步完善，比如發展中國家最迫切希望要解決的是，發達國家應為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和技術支持，但談了20年并沒有很好落實。

“這是一個長期問題，《巴黎協定》仍有很多問題都沒有解決，但提出了目標和方向。”張海濱強調，“巴黎會議絕不是結束，而僅僅是開始。”

在歷次氣候大會上，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對于“共同但有區別責任”原則的不同解讀，向來都是矛盾焦點。自哥本哈根會議以來，國際社會對于中國是否應該繼續被看做是發展中國家就有諸多爭議。

“在此問題上糾纏并無意義。”解振華強調，“發達國家并沒有因為被列入發達國家陣營而做得更好，同時中國雖然是發展中國家，卻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做得很好。”

中國僅僅是一個縮影。過去20多年，發展中國家不僅經濟總量快速增長，排放量也在增長。在這種情況下，《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中“共同但有區別責任”原則被反復討論，而在《巴黎協定》中，“共區原則”僅出現四次。

在張海濱看來，這樣的弱化和模糊化是意料之中的。政治和經濟格局的變化增加了發達國家的焦慮感，而排放格局的變化減少了發達國家所謂的負罪感。加上金融危機的影響，發達國家對外援助的國內阻力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