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產業支撐的城鎮化不可持續

城鎮化是推動我國經濟發展的長期動力。統計數據表明，我國城鎮化進程增加1個百分點，即可啟動5萬億元以上內需消費，可拉動GDP增長1%-1.5%。但高速的城鎮化發展也產生了諸多問題。筆者將介紹國內外成功的城鎮化模式，以供參考。

英國：

政府調控下的市場主導型。英國是全球第一個實現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達國家。從15世紀末的“圈地運動”開始到19世紀中葉，英國大約用了三個世紀的時間完成城市化。英國的城市化遠非一帆風順。由于城市基礎設施匱乏、勞工住房短缺、生活環境惡化，導致傳染疾病蔓延，危及社會安定和經濟發展。

面對日益嚴重的城市問題，英國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有關環境衛生和住房標準的法規，采取公共干預政策引導城市化發展。二戰結束以后，隨著大規模重建、人口快速增長和小汽車日益普及，英國出現郊區化趨勢。對此，政府采取設置環城綠化帶和建設新城的城市規劃政策，強調新城居住人口和就業崗位之間的相對平衡，較為成功地遏制了大城市的無序蔓延。

美國：

中小城（市）鎮為主的市場主導型。美國城鎮化大約用了80年。美國不僅城市數量多，而且城市的聚集度很高。自20世紀40年代起，美國的城市化速度放緩，即人口向城市集中的過程仍在繼續，但速度已經放慢，鄉村人口主要流向中小城鎮，甚至出現大城市人口向郊區小城鎮遷移的郊區化或逆城市化趨勢。20世紀60年代以后，美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得到較快發展。無論是人口逐步向城市集中，還是人口從大城市向郊區小鎮遷移，美國政府起到的作用都很少。

日本：

重視綜合開發規劃，政府積極干預。日本政府在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中發揮積極的干預作用，根據人多地少和資源匱乏的國情，以較小的社會和環境代價獲得了較快的經濟發展。20世紀50-70年代，日本城市化水平從1950年的37.3%迅速上升到1975年的75.9％，年均遞增1.5個百分點。為了緩解大都市圈的過度集聚所帶來的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日本政府自20世紀60年代起，先后制定五次全國綜合開發規劃和一系列法規，并編制三大都市圈發展規劃。從日本的城鎮化經驗看，事先綜合開發規劃有效地解決了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

從國內代表性模式看，模式一：是以當地傳統優勢產業為基礎，市場為主導，代表地區是浙江義烏、河北白溝等。浙江義烏小商品市場、河北白溝的箱包市場都是圍繞本地小商品制造業發展起來的市場。在當地特色產業帶動下，產業集群逐漸出現，產業的發展帶動了城鎮化發展。這種模式的最大特點是，城鎮化是隨著產業發展和升級自發產生的，政府在城鎮化過程中的作用相對較少。

模式二：是政府和企業相結合，代表地區是湖南大漢。湖南大漢集團自1998年至今，開發婁底、雙峰、株洲、永順等二十個市、縣、區，推動縣域城鎮基礎設施建設，促進當地城鎮化進程。該模式的特點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一是城市總體規劃，二是將基礎設施、土地整理、二級開發、綜合運營融為一體，三是企業墊資為政府實現由生地到熟地的轉化，由企業來承擔基礎設施建設。在城鎮化過程中，當地政府和企業都起到一定作用。

模式三：是央企幫扶，代表地區是廣西百色華潤小鎮。華潤集團選擇人口不多的貧困紅色老區，進行對口產業幫扶，進而實現當地的城鎮化。“華潤希望小鎮”項目建設組于2009年初在村民中建起了農民合作社。合作社先后建起了瓜果育苗廠、家禽孵化廠、養豬場，并開辦了日用品批零超市和農資批發部。

通過上述比較可以看出，可持續的城鎮化需要產業支撐。中國較為理想的城鎮化模式是，以縣域優勢產業集群為起點，商貿物流與之配套發展，進而帶動產業技術升級，最后實現農村到城鎮的轉變。在這種模式中，城鎮化是當地優勢產業發展的結果，政府無須承擔基礎設施投資風險。

因為生產的需要，零散的農民自發地聚集在一起勞動，完成從農民到產業工人的轉變。在這個過程中，如果有龍頭企業的帶動和政府相應的扶持政策，將加快城鎮化進程。從中央政府的角度來看，進行綜合開發規劃，可以從一定程度上解決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也能夠避免區域過度競爭造成的資源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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