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爾森和伯南克的初始沉默和滯后反應

文：楊可瞻

在上輪金融海嘯發生的前夕，亨利·保爾森和本·伯南克，這兩個執掌美國經濟的大鱷，四處演講和宣揚次貸危機已結束，美國經濟已步入正軌。

殊不知當危機猛然來臨時，他們卻茫然不知所措。

輕視危機

以保爾森為例，2008年5月，他表示信貸危機最糟糕的時期可能已過，但市場問題完全解決還需數月。他堅稱，美國經濟那年晚些時候將加速復蘇，退稅支票能助其走出困境。

但事實是，危機當時正處于燎原之勢。2個月后，通用公司隱現破產危機，4個月后，雷曼兄弟申請破產，宣告金融海嘯正式來臨。不久后，美國經濟陷入深度衰退。

相比之下，掌控美聯儲這一貨幣機器的伯南克，則犯下了致命的錯誤。2007年最后一次常規會議，伯南克稱，預計任何主要金融機構都不會破產或接近破產。

正是因為在危機開始時的輕視，美聯儲錯過了解決問題的最好時機。

直到2008年11月，美聯儲才首次公布購買機構債和抵押證券，這標志著QE1正式開始。在此之前，美聯儲一直通過連續降息和注資來緩解危機，但這種措施很難延緩住房抵押市場的崩潰。

金融監管過松

另一方面，美聯儲對金融市場的監管太過松懈，央行降低了抵押貸款的標準，以至于信用不佳的貸款人以極低成本通過貸款得以購買房屋，而在房產泡沫破滅時，這些人最終因無法償還貸款而破產。

諷刺的是，在次貸危機爆發前，歐洲銀行因為在住房信貸方面做派呆板，一直被美國同行嘲笑，但恰恰是歐洲銀行老套的做法避免了房地產泡沫。

相比而言，美國銀行過于大膽的做法，間接點燃了次貸危機。在2001年后，美聯儲通過降息刺激房市場，美國銀行不僅大幅推行零首付房貸，還對沒有長期收入保障的購房者大膽貸款，并且通過眼花繚亂的資產證券化方式，把高風險的貸款借據打包定價后銷售給基金公司、PE和養老保險等，直接導致次貸危機延伸到金融各個領域。

互相指責推脫

當金融危機蔓延開來后，美聯儲卻與財政部互相指責。2012年，伯南克公開承認聯儲的政策與財政部策略存在矛盾，財政部尋求將借貸成本鎖定在較低水平，但美聯儲致力于壓低市場長期利率。

當美聯儲不斷買入長期證券以減少市場供應時，財政部卻借長期利率處于歷史低位時加大國債發行量。這意味著，美聯儲和財政部的政策效應可能相互抵消。

2010年二季度以后，美國經濟增速開始放緩，美聯儲不得已啟動了數輪量化寬松和扭曲操作。直到今天，失業率仍高于7%，使得美聯儲必須維持無限量購債計劃和超低利率水平。

對于美聯儲和財政部策略上的矛盾，金融大鱷索羅斯也怨聲載道，他曾通過媒體向兩大機構開炮，指責美國前財長保爾森的救市方案拙劣，因為他太過相信所謂的基本市場規則。

索羅斯認為，美聯儲和財政部應對此次金融危機負責，美聯儲放任金融革新，長時間使利率處于過低水平，與此同時，美國監管部門給了市場過多的自由，任由一個極度鋪張的信貸市場膨脹。

QE成本巨大

慶幸的是，經濟災變5年后，美國經濟在發達國家中率先復蘇，即便如此，經濟依然沒能甩脫中央銀行的拐杖，美國仍然需要每個月850億美元的資產購買力度，否則很可能有再次陷入衰退之虞。

美聯儲對這點心知肚明，所以在每一次的政策會議上，即便鷹派如何抨擊長期通脹風險，伯南克都會留一手，即在經濟尚未完全企穩前，都不會關上“潘多拉魔盒”。美聯儲用類似的語言刺激工具來維持市場預期，又不會令市場過度波動。

但四輪量化寬松對全球經濟體而言成本太大，特別是一些新興市場國家，當部分熱錢從美國流出后，勢必尋求回報率更高的資產，這時類似中國、印度一些新興經濟體的資產泡沫就會越來越大，這不僅推高了當地通脹水平，更可能為未來的新一輪危機埋下伏筆。

日本亦是如此。當這個國家開始學美國無限量購債后，資金瘋狂涌入股票市場，但對實體經濟作用卻小得多。一旦日本在數年后還未擺脫通縮，大量發行國債高額的成本可能點燃債務危機，進而波及東亞鄰國。

也許，世界經濟正走在下一輪危機的路上，盡管上一輪危機的細節已模糊。

作者為海外研究室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