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改革 大幅提高個稅起征額最簡便可行

每經編輯 趙慶

收入分配改革是近年來人們關心的一個熱點問題。我國當前的貧富差距狀況究竟有多嚴重？我們不妨先來看一些觸目驚心的事實：

美國前400位富豪占GDP的比重到2011年才超過10%，而北京師范大學近日發布的《2012中國省級地方政府效率研究報告》顯示，中國前400位富豪財富占GDP比重在2010年就已達10.45%。報告指出收入差距正呈現全范圍、多層次的擴大趨勢，城鄉居民收入比已經達到4.6倍，而國際上最高在2倍左右；行業之間職工工資差距也很明顯，最高的與最低的相差15倍左右；不同群體間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擴大，上市國企高管與一線職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是社會平均工資的128倍。企業業主與雇主的收入最高相差251.87倍。

北京國際城市發展研究院聯合中國社科文獻出版社發布的首部《社會管理藍皮書--中國社會管理創新報告》指出，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比達3.3倍，貧富差距正在進一步擴大，逼近社會容忍線。

西南財經大學的“中國家庭金融調查”顯示，目前中國最富的前10%家庭已經占據了總收入的57%。而在最富的前5%家庭中，這一比例高達44%。

人社部日前發布的2011年《中國薪酬發展報告》中直指，部分行業工資上漲過快，企業高管與農民工工資收入差距最大達4553倍！而據全國總工會前年的調查，208家國企高管與一線職工收入相差近18倍，這一差距在1979年僅為1.18倍……收入分配改革刻不容緩！

實際上，出臺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呼聲由來已久，但方案遲遲未能出臺。有學者認為收入分配問題本身十分復雜，涉及面很廣，難以達成共識，且收入分配必然涉及到利益關系的重新調整，既得利益群體必然不滿意，成為方案出臺和實施的最大阻力。也有學者認為這不僅是阻力的問題，收入分配改革還是個很復雜的工程，它涉及到很多部門、人群、利益集團。如果改革方案過于籠統，則會讓公眾很失望。而如果提出很多具體的解決辦法，又可能受到很多相關部門的阻力。

根據經濟學理論，“收入分配”是“要素配置”的結果。雖然也許人們都喜歡從天上掉餡餅的事，但真實的情況確是收入一定需要從一個源頭得到，這個源頭就是“要素”。那么什么是要素呢？這個聽起來很抽象的東西，實際上人人都具備。勞動就是最基本的要素。上帝賦予每一個人勞動的權利，但每個人所具有的勞動能力確是千差萬別的。比如姚明具有世上罕有的身高和身體素質，于是他成了籃球巨星，在NBA拿著高額的年薪。而有的人有著優美的嗓音或者迷人的外表，于是成了歌星、影星，拿著高額的收入。顯然，每個人的智力、體能、身體素質、知識技能都不同，因而按照勞動所獲得的報酬也不相同。事實上，在競爭性市場上的工資率水平，應該等于每單位勞動帶給雇主或社會的邊際效益，這算是“按勞分配”的一種理想注解吧，這種分配狀態將保證社會經濟的運行是有效率的。

然而現實生活中的勞動分配卻往往難以滿足這種理想化的工資定價方式。首先，壟斷的存在讓壟斷行業的產品定價高于競爭性的定價，從而處于壟斷行業中的勞動力的報酬會高于同等條件下的競爭性行業的勞動報酬。這實際上是目前人們爭論的焦點，人們紛紛指責壟斷行業的職工工資水平過高，因為這易于感知。其次，勞動收入僅是總體收入的一部分，那除了勞動收入以外的收入又來自于哪呢？這當然是來自于其他要素了啊。而這，可能才是當前巨大的貧富差距問題的根本。姚明畢竟全中國只有一個，歌唱得特別好、外表特別好看的人也畢竟是少數，一般來說，人與人之間的勞動收入的差距不應該是很大的，起碼具備同等教育水平或同等工作技能的人，勞動收入不會有太大的差距。當然，人的個人努力、勤奮等等，都會帶來收入差距。比如你每天只工作8小時，但我每天工作16小時，那我的勞動收入應該是你的兩倍。即使考慮到簡單勞動和復雜勞動的差別，勞動收入的差距也不應該是過于數量級上的差別。

除了勞動以外的要素，大致可以分為有形和無形兩類。有形的主要就是各種資產，如貨幣、股票、債券、金條、房產，等等。資產在人與人之間的差距是巨大的，而資產又能帶來收入，因而資產性的收入差距也是巨大的。有的人一生出來就擁有各種資產，比如各種二代。其他無形的要素，包括權力、名望，等等，難以量化，因而較難納入研究范疇。至于為什么勞動以外的要素會有如此大的初始分配的差距，這可能不是經濟學能回答的問題。雖然主流經濟學基本不研究要素的初始配置是怎么來的，但要素擁有人按要素獲取收益，這確是經濟學給出的對社會最有效率的分配辦法。然而，按要素分配必然會產生富者越富、窮者越窮的現象，效率和公平之間如何兼顧？

更現實的操作辦法還是在不劇烈改變要素初始配置的基礎上，采取一些技術性的微調措施，只要方法得當，一樣可以有效地改善當前突出的貧富差距狀況。對富人征稅來補貼窮人，這是國際慣用的縮小貧富差距的主流措施，我國也一直在這樣做。但一來對富人征稅不容易（富人可以借助投資等渠道規避所得稅），二來對窮人的補貼也往往由于太分散而達不到應有效果。就個人所得稅來看，拿“死工資”的打工群體卻反而比老板階層更容易被征稅。

筆者認為，像法國一樣對富人征收75%的邊際稅率這樣的激進政策并不可取，畢竟把富人都嚇得移民了也沒意思，反而流失了稅源。有人呼吁大幅提高最低工資標準，這雖然表面上保護了打工者，但如果由此增加了企業的成本，導致企業虧損而裁員，則最后倒霉的還是打工者。筆者認為，一個最簡便可行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就是大幅提高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額度。實際上，能從中低收入的打工人員身上征收到的所得稅總額占我國總稅收中的比重很小，但對于具體的被收稅的個人而言，其影響卻很大。由于我國當前的財富分布狀態基本還是一個金字塔型的格局，中低收入群體占據了人口的絕大多數，因此，個稅起征額度的每一個單位的上升，都能減輕很大數量人群的經濟壓力，從而釋放其消費能力，促進經濟增長。這比寬泛的補貼要精確和有效得多。

筆者認為，個稅起征額度至少應在5000元以上，甚至在經濟刺激時期，不排除提升到1萬元以上的可能性。要知道減稅和增加投資一樣，都是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對于刺激經濟增長有著同等重要的作用，而減稅還可以刺激消費，且并沒有投資那樣的擠出效應和帶來的產能過剩的隱患。本次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究竟如何，讓我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