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茉楠：富裕的中國為何還構不成競爭性威脅

張茉楠

近期，哈佛商業評論上一篇題為《中國的競爭威脅究竟有多大？》的文章值得關注。文章認為，從1945年到1990年，日本由窮變富，躋身世界最富國家行列，對美國的競爭力構成直接威脅。如今中國似乎在復制日本的經濟奇跡，但文章的結論卻是富裕的中國成不了“大號日本”。

該評論指出，由于許多中國企業面對外國競爭時不愿進行長遠的創新投資，而是著眼于在現有制造業領域降低成本。過去20年里，中國企業的研發支出占銷售收入的百分比比日本公司平均值低7倍。由于技術投資水平低，很少有中國企業能像當年的日本企業那樣在價值鏈上攀升，從而在高端領域挑戰美國公司。

中國是享受全球化紅利最大的國家之一。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歐發達國家將傳統制造業、高新技術產業中的生產制造環節大規模向外轉移到新興市場，中國緊緊抓住這一全球化分工的機遇，大力推行“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迅速融入國際生產分工體系，日益成為全球生產制造基地和各類制成品出口基地，也迅速崛起為全球貿易大國。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當前還只是貿易大國，而不是貿易強國，在貿易規模高速增長的背后面臨著極度的貿易利益分配失衡。中國貿易順差的最大制造者是海外跨國公司。最近十余年，中國對外貿易迅速擴大很大程度是靠外資企業拉動。以2008年為例，中國出口商品順差為2954億美元，其中外資企業商品出口的順差為1706億美元，占比達57.7%。

由于資源豐富而且價格低廉等原因，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資本邊際收益率通常高于發達國家，由此全球生產性資本根據資本收益率高低及利潤極大化原則進行配置，壓低要素價格提高資本利潤率。中國目前的資本占勞動比只是國際平均水平的1/5，是美國的1/10。就勞動力成本而言，過去近30年，我國資本回報率上升迅速，而勞動力回報率增長緩慢，1998年到2008年，工業企業利潤平均增長30.5%，勞動力報酬年均僅增長9.9%，勞動力成本的上升遠遠低于勞動生產率的增長，中國靠的是透支要素紅利支撐的高增長，難以形成對他國的持久威脅。

歸根結底，國與國之間、公司與公司之間的較量最終取決于創新能力的較量。一般而言，技術進步和創新生產率對GDP的增長貢獻率、R&D（研發）經費占GDP的比重等指標是衡量創新型國家的重要標準。盡管美國債臺高筑，財政捉襟見肘，但在科技投入上卻并不吝嗇。以2007年為例，R&D經費3682.7億美元，占GDP的比重達到2.68%，人均R&D經費1265.7美元；與之相比，中國R&D經費占GDP的比重僅為1.49%，人均R&D經費僅為37美元。

經歷了金融危機的洗禮后，創新依舊是各國最重要的戰略選擇。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國政府力推“再工業化”戰略，這絕非簡單的“實業回歸”，其實質是以高新技術為依托發展高附加值的制造業。而歐洲也在走類似道路，所謂“歐盟2020戰略”的出臺，其優先目標就是要提高歐洲高新技術產業的競爭能力。

中國能不能形成對其他國家的真正威脅并不取決于規模，而是依靠創新產生的競爭力。如果中國不能真正建立起國家的創新基礎，不能盡快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又逐步失去低成本的優勢，將會導致低端制造和高端制造優勢的雙重流失，這是中國未來十年最大的挑戰。中國“富而不強”已經蘊藏巨大風險，大國求變，如箭在弦，加大科研和新技術領域投資，加快實施 “創新立國”和“科技強國”戰略，進而實現中國整體轉型已經沒有延誤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