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海寧：根治悲劇 把拆遷條例全部“拆遷”？

馮海寧

        關于拆遷條例的討論不斷升級，當一些學者認為修改的阻力很大時，另一些學者明確提出了徹底廢除拆遷條例的想法。也就是說，拆遷條例有兩個討論熱點：一是如何修改讓拆遷條例不與  《憲法》、《物權法》等上位法“打架”的問題；二是徹底廢除拆遷條例，以其他法來取代拆遷條例。

        從國務院法制辦組織專家研討的  《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草案）》來看，表面上現行的《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將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部新條例。不過，從各種信息來觀察，新條例是在舊條例基礎上修改而來的，相比舊條例而言有四個方面的重大改動，所以新條例還有舊條例的不少痕跡，并不算真正意義上徹底廢除了拆遷條例。

        在筆者看來，由于拆遷問題激化了不少社會矛盾，加之立法的成本不低，與其多次反復修改，不如徹底廢除拆遷條例，以其他法取代之。否則，修改后的新條例在現實中有可能重蹈舊條例的覆轍，公眾甚至會認為這是國家立法機構向地方政府屈服的體現，因為地方政府是舊條例的受益者，是這次修改拆遷條例的最大阻力。

        就拿姜明安教授透露的新拆遷條例四大變化來看，筆者以為，條例表面上的重要變化并不一定能落實到現實中。要知道，在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和房地產利益的驅動下，地方政府正在為土地而瘋狂，讓弱勢的被拆遷人與強勢的地方政府博弈，有可能是“以卵擊石”。就在今年，黑龍江省東寧縣不但四大部門全力支持強制拆遷，而且該縣縣長任侃還告誡“釘子戶”：不要以東寧人民為敵，不要以卵擊石！

        可見，如果制度上不進行徹底變革，很難制約某些地方政府的行為。我們來分析新條例的這四大變化。比如說，區分“公共”與“非公共”利益，如果對“公共”范疇不能進行詳細而明確的界定，地方政府就會以公共利益為借口，掩蓋一個或幾個商業主體的利益。從現實來觀察，我國現行法律對“公共利益”的規定基本上都過于簡單，新條例究竟能詳細到什么程度還是個未知數。

        比如說，擬規定的“先征收補償后拆遷”，猛然一看讓人以為是所有的拆遷都是“先征收補償后拆遷”；仔細一看原來是有前提的，即，對因公共利益的拆遷，確立了先征收、補償，后拆遷的原則。換言之，非公共利益的拆遷還享受不了這一“待遇”。

        再如，擬規定  “政府為拆遷主體”。其實，現實中，不少拆遷悲劇就是政府這個  “拆遷人”導演的。2003年7月，湖南省嘉禾縣為了啟動占地189畝的珠泉商貿城項目，縣政府掛出了數條橫幅——“誰不顧嘉禾的面子，誰就被摘帽子”、“誰影響嘉禾一陣子，我就影響他一輩子”等，制造了著名的“嘉禾事件”。新條例規定“政府為拆遷主體”，是不是在強化政府的權力？是不是給了某些地方政府繼續濫用權力的機會？而且，所謂“政府為拆遷主體”，政府并不是親自動手去拆，對習慣于暴力拆遷的拆遷公司而言，政府和開發商誰主導拆遷似乎沒有多少區別。

        姜明安教授指出，“民心不可違，民意不可阻擋”。顯而易見，法律是民意的體現，拆遷條例究竟是修改還是廢除，筆者以為最終要看民意。從目前公眾的態度來看，意見基本上還是以徹底廢除現行拆遷條例為主，因為如果法律規定不合理，今天的你有可能就是明天  “被拆遷”的受害者。因此，以《補償法》或其他法取代拆遷條例才是民意所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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